写在前面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一个生僻小众的知识分子团体成长为一股政治力量，并最终夺取政权？在历史学家冯客教授看来，有两个关键词不可忽略：暴力与运气。
冯客教授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香港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也是英文世界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历史学者之一。借最近冯客教授出版新书《Red Dawn Over China》（红晨照耀中国）之际，我和冯客教授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共早期起源历史的讨论。上一集，我们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追溯了全球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的脉络，并将故事带到了1929年的那场鲜为人知的苏联对东北的入侵。今天，我们从1929年开始，梳理长征、抗日战争背景下的延安时期以及国共内战的历史脉络，挖掘在大时代背景下的重要线索，以回答有关中共崛起的关键问题。
冯客教授的研究一向标新立异、给人启发。这次，他的几个观点颇为引起我的注意。比如他认为蒋介石是借“剿共”之名完成统一中国，并准备抗日战争；斯大林才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总设计师，所谓共产主义“中国化”和“统一战线”战略都是斯大林一手推动的，毛泽东只是斯大林的执行者；中共在国际政治中长期处于的边缘地位是由美国记者斯诺一举改变的；国共内战的转折点是长春围困战；等等。
冯客教授的解读自然与以第三次历史决议为代表的中国官方历史叙事格格不入。他对早期党史的研究强调了外国力量以及机缘巧合所扮演的角色，反驳了“历史决定论”和“民族主义史观”对当代中国历史的主流叙述，为我们丰富了认识历史与今天的维度。
希望你喜欢。
何流
本期索引
注：文中人物姓名使用首字母标注：冯客-F、何流-H
蒋介石如何以“剿共”名义备战抗日
如果共产党真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蒋介石为何如此难以将其铲除？
H：上次我们聊到，中国共产党曾是一个几乎没有号召力的小团体，直到 1929 年那场如今已被遗忘的中苏战争成为了转折点。
F：如果要聊到1949年，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涵盖，毕竟这中间还有 20 年的历史。
H：在192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还无足轻重。那只是一小群对马克思主义忠诚度尚存疑的个体，他们被赶出了遍布中国各地的“苏区”，被迫躲藏在极其偏远的西北荒漠。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崛起的？共产党又是如何从默默无闻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的呢？
F：我的新书并不全是关于毛泽东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个小人物，但他确实逐渐崭露头角。大约在 1929 年，他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苏联人认为他就是那个可能制造出“星星之火”并“可以燎原”的人。
从1929年到长征开始的这段时期，有许多非常有趣的侧面，虽然这些侧面与毛泽东有关，但并不完全是围着他转的。
有的听众可能会质疑：如果共产党真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为什么当时的中央政府（国民党）要花费那么多精力去包围并试图消灭他们？如果他们真的只是一群“土匪”，蒋介石为何如此难以将其铲除？
到1927年，蒋介石已经统一了中国南方，在南京建立了首都，随后在1928年，他北上占领北京并统一了全国。在北伐进军北京的途中，他在山东济南遭到了日军对及其部队的残暴进攻。
如果你读过他的日记，就会非常清楚地发现，正是那一刻让蒋介石意识到，中华民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日本。他写下了要制定长期计划的决心。他说，这需要周密的策划和大量的资源才能击退日本人。
问题是，他该如何做到这一点？他不能公开训练国民党军队去对抗日本，他必须保持低调。因此，维持一支大规模军队并训练他们战斗的最佳方式，就是去围剿共产党。只要他还在跟共产党打仗，日本人就会感到满意。日本担心的是莫斯科和共产党，只要蒋介石在跟他们作战，日本就觉得没问题。
这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围剿江西苏区，二是长征。当时约有八万名士兵出发，一年后，也就是1935年10月，只有一万人抵达。你可以说这是一场巨大的失败，但你也可以说毛泽东非常聪明，因为国民党从未真正成功击溃他和他的部队。他们没能在贵州消灭他，在云南、四川、甘肃也都没能得手。他们就这样一路挺进到了陕西。
如果你仔细阅读蒋介石的资料，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是在利用共产党来统一中国南方。当共产党离开江西苏区时，蒋介石心想：为什么要彻底击溃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赶进那些不愿接受南京统一领导的省份呢？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入贵州，然后我们尾随其后，顺势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四川，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
这正是他所做的。就在共产党进入贵州几个月后，蒋介石就撤换了该省的掌权者，换上了自己的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也基本统一了四川。
另一点是：他并不想在长征途中紧追不舍。他说：“为什么要派武装士兵在贵州、云南和四川那些极端险恶的地形里，去追赶一群装备极其轻便的人？我们要切断他们的资源供给，把他们赶进那些不毛之地，看着他们死于饥饿和疾病。”事实也的确如此。
还有一个方面是关于共产党占领这些通常环境恶劣的地区后的情况。他们开始了土地改革。但在整个1930年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土地改革”，原因很简单：这些苏区都建立在多山、贫瘠的地区，那里的村民本就挣扎在生存线上。当共产党到来并建立起一套替代性的政权机器时，他们需要海量的粮食来供养军队。
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想法在那里行不通，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地主，也没有富人。很快，他们就开始指责中农是富农。村民们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越多，被剥夺的风险就越大，于是他们开始减产。
有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文献提到，村民们变得“懒惰”了，不再干活。他们为什么要干呢？在包括江西苏区在内的许多苏区，导致其崩溃的与其说是中央政府的军事围剿，不如说是村民逃往其他地区，以及饥荒的蔓延。这迫使共产党不得不放弃这些地区，去寻找更肥沃的土地。
鸦片生意撑起共产党财政命脉
正是得益于鸦片贸易，他们才得以在财政上撑到了1945年。
H：马克思曾预言资本主义会在其自身矛盾的重压下崩溃，但讽刺的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共产主义在其自身经济矛盾的重压下瓦解。大饥荒以及许多其他经济灾难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
F：任何了解1949年后共产党无法有效运行经济这一事实的人，想必都会产生疑问：在1949年之前，他们是否真的具备管理经济的能力？
H：那么，他们当时是如何维持经济运行的？特别是当他们在延安和西北安顿下来之后，一定有某些收入来源。他们必须有某种方式来维持生存，总不能只靠劫掠村庄吧？
F：从1927年底到1931年左右，在还没有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时，他们基本上靠劫掠为生。随后，他们占据了一些远离权力中心的荒凉地带，基本上是靠剥削当地人口维持，直到当地经济在那种极度贫困的重压下彻底崩溃。
接着，从1936年起进入了“统一战线”时期。他们虽然从苏联那里获得资金，但实际上70%到90%的经费来自于南京国民政府。
从1937年起，共产党人几乎只与中央政府的军队作战，而不是抗击日军。国民党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在德国入侵苏联后停止了拨款。他们认为，既然苏联已经无法再强迫我们资助共产党，那我们就可以停掉了。当然，莫斯科方面也停止了资助，因为他们自己也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抗纳粹的战争中。
因此，到了1941年左右，资金链断绝了。陈永发对此有非常卓越的研究，其中讲了延安经济崩溃的速度有多快。他们曾试图让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尝试贸易，尝试了各种办法。但这一切都惨遭失败，直到他们开始生产鸦片。正是得益于鸦片贸易，他们才得以在财政上撑到了1945年。
H：我曾经问过我祖母关于我们家族的历史。我们来自中国西北的宁夏，她提到她的祖辈曾经种植过鸦片。即便在今天，政府很大一部分收入依然来自于烟草专卖。这种通过成瘾性物资获取财政收入的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
斯大林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总设计师
斯大林则是一路支撑共产党的人，也是斯大林告诉他们要建立苏区。
H：回溯到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那也是毛泽东发起一系列清洗运动的时期，表面上是针对国民党成员，但部分也是为了清洗莫斯科派来的苏联势力。到这时，毛泽东已经成了一个莫斯科无法再控制的特立独行的人物。
F：是也不是。
当毛泽东的部队在长征结束抵达陕西时，他们的声势正处于最低谷。在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国家里，他们只有大约四万名追随者。他们该怎么办？解决方案再次由斯大林提供。
列宁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列宁使他们得以加入国民党，并通过北伐战争传播信仰；而斯大林则是一路支撑他们的人，也是斯大林告诉他们要建立苏区。
接着，又是斯大林在1935-1936年间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构想。他说了些对当时中华民国的任何人都理应清晰透彻的话：你们应该与中央政府团结起来对抗日本，因为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整个满洲，并拥有一支极其强大的军队，他们是核心威胁。
此时的共产党毫无吸引力。工人并不在乎，村民们深知各种劫掠行径，对共产党毫无热忱。他们唯一的吸引力存在于学者和知识分子中间，但这些人关心的是日本。共产党人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反抗帝国主义，但他们为反抗帝国主义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烧毁教会医院和学校。
大约六个月后，毛泽东才慢慢回过神来，心想：没错，让我们搞统一战线吧。所以，这个主意再次源于斯大林。
H：我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磨蹭。好不容易在西北安顿下来，身后没人追兵了，但我只有区区三万人的残部。我几乎没有经济基础，也谈不上什么民望。结果斯大林突然跑过来说：“给你出个绝妙的主意：你为什么不去给国民党当炮灰呢？”如果我是毛泽东，我会想：你疯了吗？
F：并非如此。因为毛泽东所做的——而且他本可以更早开始做的一点是——首先，他意识到“抗日”这一主张极具感召力。它增强了共产党的吸引力。将共产主义从彻底被遗忘的边缘拯救出来的，正是民族主义。
其次，毛泽东并不热衷于战斗。他曾非常明确地说过：“我们加入了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但我们不打算和他们（日军）打仗。”他也确实没打。除了林彪指挥的一场短暂遭遇战（注：平型关战役）之外，基本就没什么了。
但随后在1938年，一名来自西伯利亚的苏联领导人，格里戈里·斯科里科夫叛逃到了东京。由于斯大林预见到战争即将到来，他想要清洗整个西伯利亚，而此时整个满洲都已落入日本之手。
H：缓冲带消失了。
F：日本当时就在边境线上。因此，斯大林希望彻底清洗西伯利亚的共产党组织和军队。就在这时，日本人认为机会来了。1939年，日军进攻了苏联军队，爆发了诺门罕战役，这场战争现在几乎无人提起。
苏联人用坦克击溃了日本人。那是一场惨烈的钢铁对决，让日本军方确信他们永远不想再与苏联交战。于是，日本人不再试图从西伯利亚获取石油，而是转而向南，去夺取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资源。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控制太平洋，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袭击珍珠港。
1939年夏天这场日苏之间的特殊战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巨大影响。几周后，莫斯科与东京签署了和平协议，斯大林稳固了东部局势。接着，他与德国一起进攻波兰，将其从中间一分为二。
在所有的这些清洗过程中，斯大林实际上给毛泽东写过信。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在他的蒋介石传记中，从苏联档案馆里发现了一封信。莫斯科在信中明确表示，毛不应该信任“28个布尔什维克”的人——就是由米夫（Pavel Mif）和其他苏联人派往中国的人。斯大林说这些人全是叛徒，你不该信任他们；你应该信任刘少奇、林彪和朱德。
从1941-1942年到1943-1944年间，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领导层，实际上正是斯大林在信中点名的那些人。人们常说毛泽东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并清洗了留苏派，但实际上是斯大林发起的，是斯大林说不要信任那些“布尔什维克”的。人们通常认为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是在延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这忽略了故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1943年，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你可能会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共产国际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工具，为什么要废除它？因为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了二战的转折点。斯大林，以及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二战的终点近了，纳粹正在被击退。
斯大林眼光很长远。他意识到，如果他的军队一路打到柏林，他们大可以留在其中一些国家，包括他在1939年9月与希特勒共同入侵的波兰。因此，他解散了共产国际，并表示任何共产党都不应再追随苏联建立的模式。每个党派都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做出调整。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不希望东欧的共产党看起来仅仅是受莫斯科控制的傀儡。他希望他们看起来是真实的、本土的，是自下而上产生的。
毛泽东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当他意识到这是来自莫斯科的新信号时，他立刻照办了。他将其本土化，并开始说出一套斯大林要求他说的辞令：“中国共产党是独特的，它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条件。”
H：这至今仍是他们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F：是的。在许多案例中，无论是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延安新领导层的形成，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想，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地充当了那位伟大的“建筑师”。
记者斯诺让毛泽东的红星在美国和西方世界闪耀
从延安满怀憧憬而归的外国人层出不穷。
H：尽管苏联做了这么多，但我认为你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论断——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才是让毛泽东名声大噪的人。而到了这个阶段，美国人也开始介入并帮助共产党。你能谈谈这段故事吗？
F：埃德加·斯诺，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一个来自密苏里州的记者，在1936年受邀采访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他先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随后结集成《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本书将毛泽东和共产党推向了世界舞台，也是那个“创始神话”的起源：即共产党人才是契合20世纪现代精神、反抗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农村贫困和封建主义的进步力量。他们被塑造成即将抗击日本并解放数亿人的英雄。这个故事正是始于《红星照耀中国》。
随着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向日本反攻，战斗极其惨烈，伤亡巨大。因此，他们非常渴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并同意斯大林在1945年进攻满洲。他们也渴望得到中国境内任何力量的支持，包括共产党。所以从1942、1943年起，美国一再敦促中华民国——作为四大盟国之一、曾随美军进入缅甸作战的政府——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不仅如此，一个接一个的美国记者将共产党人描绘成单纯的“土地改革者”——是民主主义者，而非真正的共产党人。这又是斯大林的杰作。
1943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告诉美国大使：中国的这些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Margarine Communists）。苏联人对任何愿意倾听的美国人都重复这套话。
如果连斯大林本人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将其描绘成“冒牌货”，他怎么会错呢？于是美国人——不仅是记者，还包括国务院官员，甚至副总统——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视共产党为单纯的民主派，而蒋介石却被视为法西斯。
当时的情况是：任何人都可以描述、书写和批评所谓的“自由中国”（国统区），但没人能去延安，那里是禁区。然而，延安被描绘成自由与民主的乐土，重庆却被描绘成独裁法西斯政权。
在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开始邀请极少数美国记者和政府代表访问。那完全是一个“面子工程”（potemkin village）。记者们参观的是模范学校、模范农场，接触的是“演员”。档案记录了宣传团队如何确保路边劳作的村民会抬头向外国人挥手。一切都是按脚本演出的，简直不可思议。
在民主的表象之下，是长达三年的大清洗，成千上万的人遭受审讯、酷刑、清洗，甚至有时被处决。
H：这种手段在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再次上演。一批又一批的外国记者、学生和游客受邀参观大庆和大寨，回来时都满怀憧憬。
F：那些满怀憧憬而归的外国人层出不穷。无论共产党做了什么，似乎都无所谓。即便它让数千万人死于饥饿，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从中国回来后依然会说那里没有饥荒，而且是一个值得效法的典范。
未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也曾访问中国并采访了毛泽东。在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他回到国内向世界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正常，那些（关于饥荒的）说法全都是谣言。
美国及其他国家在二战期间犯下的错误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那个错误就是拒绝承认、不愿相信中国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反而相信中国共产主义是某种别的东西。
基辛格认为中国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他在著作中将其描述为一个“儒家实体”。老布什在1989年北京及其他地方的大屠杀之后，依然坚信邓小平内心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克林顿谈论中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像许多人一样相信随着经济改革，中国会演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会发生政治改革。他们都以为这些共产党人总有一天会脱胎换骨，变成完全成熟的民主主义者。我们一直在等待，而这一等，恐怕还要很久。
H：但这不仅仅是中国被“特殊化”了。1930年代也有一些美国记者和外交官访问过苏联，他们甚至路过过古拉格那种地方，却依然在歌颂这场伟大的苏联实验。共产主义理想在俘获人们的想象力方面，确实有着更深层的东西。
F：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写的《政治朝圣者》（Political Pilgrims）中，他研究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如此多外国人，在访问这些共产主义国家或其他独裁政权后，是如何变得满心憧憬的。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一个理应看穿这种“演戏”手段的人——在1930年代访问了莫斯科，参观了模范监狱、模范学校、模范农场，对这一切深信不疑，甚至在去世时床头还放着斯大林的肖像。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类似的例子。
H：是的，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F：但在谈论中国时，情况又有些不同。在右翼人士中，偶尔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对苏联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在欧洲，左翼内部有着强大的反苏传统，但这种传统在对待中国时却未必适用。而在美国，恰恰是那些右翼的、反苏的领导人，从1970年代末开始，反而成了最亲中的一群人。
占领满洲，共产党终于站稳脚跟
成功独裁者最伟大的技能之一，就是他们懂得如何等待，以及如何利用好运与厄运。
H：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发现自己处于国际力量与他们的利益高度一致的节点。他们有支持他们的苏联人，还有正在击溃他们敌人的日本人。
接着美国人来了，告诉他们的国民党伙伴——这些人大多受过美国教育，熟悉美国社会、教育、政治和经济精英，会说英语，信仰基督教，与美国人并肩作战，是真正的盟友——美国人却告诉他们：实际上，你们需要与西北部的敌人（中共）合作。而那群人当时除了休养生息、静待时机之外，并没做什么。
你怎么看这件事？毛泽东只是运气好，恰巧处于这样一个有利位置，还是另有深层原因？
F：这绝对是极大的运气。通常来说，一个成功的独裁者必须具备非凡的手段，而毛泽东确实拥有极高的政治技巧。他懂得如何操纵人心，如何审时度势。成功独裁者最伟大的技能之一，就是他们懂得如何等待，以及如何利用好运与厄运。
到1945年时，毛泽东原本对苏联没有来营救他感到相当失望——直到一百万苏联红军跨越边境进入满洲。苏联人当时表示，只要你们自称是“地方游击队”而非“共产党员”，你们就可以在满洲重整旗鼓。他们照办了。于是，苏联人在1945年将东北的农村地区移交给了他们。
当苏联军队于1946年5月撤离后，国民政府开始沿铁路线北上进攻共产党。就在国民党军队即将击溃对手、将共产党人赶回边境另一侧的西伯利亚时，美国特使乔治·马歇尔介入了。他强加了一场停战协议，随后在1946年9月对国民政府——这个二战期间的亲密战友——实施了武器禁运。
从1946年9月起，共产党人开始接受苏联武装到牙齿的援助。一列又一列满载武器的火车从西伯利亚越过边境，军火库建立了起来，军官们在莫斯科接受了先进的培训。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却不得不面临双重困境：第一，必须重建像欧洲一样满目疮痍的庞大国家；第二，在作战时还被束缚住了手脚。局势变得极其艰难。
H：但即便在那时，也还不能确定共产党一定会赢。
F：在我看来，关键点在于，一旦他们掌握了满洲的农村地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谈论的不再是1931年至1934年间江西省境内那块凄惨微小的苏区，也不是陕北延安一带那种极其荒凉、生存环境恶劣的土地。
H：不，这里曾是满洲里和日本帝国眼中最肥沃的一片土地。
F：是的，而且满洲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法国和英国的总和，疆域极其辽阔。
H ：而且那里（满洲）还是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F：即便是在苏联人拆走了大量工业设备之后。
这一切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在那里推行土地改革了。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打击潜在敌人和掌权者的方式。如果你稍微富裕一点，或者被选为村长，我们就会把你定为目标，煽动大多数村民来反对你，并把你的财产瓜分给所有人，让每个人的手上都沾点血。然后我们就可以征兵了。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兵，而且通常是带有强迫性质的。
因此，他们能够征集到大量的兵员，并从农村获得粮食。此外还有武器，包括日军留在满洲并由苏联移交的武器，以及直接来自苏联的武器。他们获得的援助数量是巨大的。
毛泽东本人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但仅仅有一支或许多支枪是不够的，关键在于你如何使用这些枪。共产党使用的战术极难被击败。他们发动了我所说的“超限战”( unrestricted warfare)。他们使用了督战队，任何转身逃跑的士兵都会被立即射杀。他们甚至利用村民作为人肉盾牌。
但对我来说，关键的转折点是长春围城。我们都听说过列宁格勒围城战，或者其他许多城市的围困战——但长春围城却鲜为人知。据估计，在林彪封锁该城后，约有16万平民死于疾病和饥饿。他在1948年下达命令，简直是要把长春变成一座死城。围困持续了八个月。人们动用了一切手段：为了取暖，他们伐倒树木，拆掉建筑上的木材，甚至撕开街道上的沥青；为了充饥，他们吃树皮、啃皮带。几乎无人幸免，那场面极其惨烈。
一旦长春陷落，其他城市相继被包围，你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傅作义当时负责驻守北京，你难道也要遭受同样的命运吗？你忍心看着那座文化中心从上到下被彻底摧毁吗？当然，他选择了投降。
虽然随后仍有大规模战斗发生，但最终各大城市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高级军事将领纷纷投降。他们已经失去了斗志，无法与一个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敌人作战。
我曾在台北的档案中读到过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文件，大约是1951-1952年之间。朝鲜战争期间，一位美国高级将领与蒋介石谈话，他说：“你知道中国人在朝鲜是怎么打仗的吗？他们只会不停地派兵向你冲锋，这根本没法打。”蒋介石看着他说道：“如果你和联合国军在今天都无法战胜共产党，那你认为我在1948和1949年时该怎么办？”
H：这确实非常耐人寻味。美国在40年代撤回了对国民党的支持，基本上亲手把共产党送上了台，结果仅仅几年后，又不得不为了朝鲜这个小半岛与他们开战——而他们原本是可以拥有整个中国的。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到美国对这段历史有多少反思。
F：他们当时并不想与之为敌。他们曾想把对方当作伙伴，但最终却不得不在朝鲜付出巨大的损失和代价与他们交战。
苏、日、美联手将共产党送往胜利
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力量，苏联、日本和美国，都在某些时刻为毛泽东提供了助力。
H：你讲述的故事非常震撼。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由腐败的国民党通过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农民而引发的农民运动，是一场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革命。
而你的研究则表明，关键词其实是“暴力”与“运气”。如果你在正确的时机足够残暴，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事情就会向着有利于你的方向发展。这样总结准确吗？
F：是的，而且前提是你还拥有来自莫斯科极具影响力的支持，以及日本人在无意中提供的帮助。所以，这既是极大的运气，也是极大的靠山。
H：还有美国人。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力量——苏联、日本和美国——都在某些时刻为毛泽东提供了助力。
F：是的。他们都做出了贡献，绝对如此。
H：在录制播客之前，我读了《第三份历史决议》（即《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对自身历史最具权威性的定论。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苏联和美国，以及它们在党崛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F：那是自然的。在这些叙事中，所有的运动都被表现为完全是地方性的、本土的、自发产生的。北越和胡志明的情况也是如此。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曾极大地帮助了越南共产党，结果越南人后来却转而反对中国，就像中国在1960年6月转而反对苏联一样。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模式。但现实情况是，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
H：甚至连那种试图讲述“本土故事”的策略，其实也是斯大林主义的老套路。
F：是的。来自莫斯科的指令非常明确：我们已经解散了共产国际，你们不再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们应该把自己重新包装成一个针对地方情况、自发产生的本土运动。
H：接下来我们能期待什么？你正在酝酿什么新计划吗？
F：我想写一部过去两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我希望能把这一切整合在一起。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许多关键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冷落了，以至于整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首先要承认的是，清朝是一个帝国，他们玩的是与其他任何帝国相同的游戏。他们对准噶尔人进行过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并在17和18世纪期间实施了残酷的镇压。到了19世纪，许多这些受压迫的群体终于看到了反击的机会，结果演变成了一场绝对的血腥屠杀，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我想追溯到大约1800年，挖掘19世纪的历史，然后将其与20世纪连接起来，写成一部易于阅读的中国近代史。这就是我的目标。
H：中国政治暴力的持续性。
F：是的，或者说，一部不回避暴力与恐怖、不陷入北京所构建的神话体系的中国现代史。我会称之为一部“以证据为基础的中国现代史”。
H：太棒了，我很期待。非常感谢你，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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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ar Snow, 1937, Red Star Over China, Rando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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